【钱理群谈乡村建设】《志愿者文化从书》后记
“目光向下，要立足于中国的大地；沉入民间，更关注人民的真实生活，自己也要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这是钱理群老师对青年的期待，也是钱老师学术品格的真实写照。怀着对国家、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对青年的真切关怀，钱理群老师长期关注青年志愿者运动与当代乡村建设运动，并为此多次撰文、演讲，与青年朋友一起回顾百年以来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历程。在此基础上，钱老师编选了《志愿者文化丛书》（将由三联书店出版）。“乡村建设研究”公号将陆续推送钱老师为《志愿者文化丛书》各分册撰写的导读，以飨读者。感谢钱老师授权“乡村建设研究”公号刊载！
今天推送的是钱老师《<志愿者文化丛书>后记》。
也是沉潜十年
——《论志愿者文化》后记
2014年2月12日，写完了《梁漱溟论乡村建设》一书的《导读》，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历时三个月的《志愿者文化丛书》编写工作，终于结束了；而持续十余年的对青年志愿者运动的关注与参与，也可以告一段落了。于是赶紧将这么多年有关演讲、序言、论文汇集起来，编成《论志愿者文化》一书；并且按照我的“马不停蹄”的写作习惯，立即动手写这篇《后记》，也算是对自己的一段生命轨迹作一个回顾与总结吧。
这需要从2002年6月27日我在北大上最后一课说起。在后来称为《我的告别词》里，我对北大学子提出了一个期待：“目光向下——要立足于中国的大地，沉入民间，更关注人民的真实生活，自己也要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在回答学生的提问：“退休后你要到哪里去”时，我的回答之一是“要回归贵州，关注边远地区、社会底层发生的事，作力所能及的工作”。在当天晚上，我还应北大学生社团“乡土中国研究会”之约，作了一次演讲，中心意思是：同学们经过千辛万苦进了北大，好像理所当然就要成为精英；但我希望北大的学生，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同学，不要忘了中国的农民。在此之前，我已经和北师大的学生社团“农民之子”有了联系；退休后活动就不再局限于北大，于是就在这一年的11月底参加了“农民之子”协会的活动。在这里我第一次得知学生们自动组织起来，为城市里的打工子弟学校作义务支教，并向民工讲授法律知识，他们还到贵州去作调查，计划在河北农村进行“乡村建设试验”。我感到非常兴奋，即兴作了一次讲话，谈到自己虽然和同学们年龄相差很大，但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正是这一点把我们联结起来了。而现在，中国的，以致世界的理想主义者都在思考着：当今的中国与世界，自己可以作些什么。我以为，同学们的实践，至少指出了一条路：“到民间去，开展乡村建设运动”。这一次与支农支教的大学生的交流，是我参与青年志愿者运动的开始，距今已有十一年的时间。那一次会面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所写的年度总结《回顾2002年》里，我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2002年11月30日那个夜晚，我坐在北师大那间小小的教室里，倾听青年学生谈来到民工及其子弟中间的感受。他们说得是那样投入，目光炯炯，激动地挥动着双手-----，仿佛又回到了文革后期我的贵州安顺的那间小屋，炉火映照下，年轻的‘我们’，讨论‘中国向何处去’，也是那样满脸通红-----。我终于又找到了与当代中国青年学生的心灵的通道”。
可以看出，我和青年志愿者的缘分，一是同为理想主义者，二是共同的底层关怀。对我自己来说，则是一次生命的回归与再出发。
2003年，我就到贵州去了，带着和朋友们一起编写的《贵州读本》，在贵州各专州大学里巡回演讲，并提出了两个生命命题：“认识脚下的土地”、“漂泊与坚守”，这应该是我对“到农村去”的民间运动的理论思考的开始：从起点上，我就将这一运动，视为中国年轻一代和知识分子“追寻生存之根”的运动。我的贵州朋友则将我的这次讲学称为“学魂归来”；在以后的2005年、2006年、2008年、2012年，我五次回归故土（2005年去了两次），和“贵州乡村建设论坛”的本土志愿者交流，更与当年的老“战友”和新结识的朋友一起，探寻贵州的乡村建设、农村教育与地方文化研究之路，相关的文章都已收入本书。正是和贵州这块土地的血肉联系构成了我参与民间思想、文化、教育运动的基础，是我的底气所在。
有了2003年在贵州的小试身手，到2004年，就开始了对青年志愿者运动更加自觉、主动的参与。首先是参加北师大的“农民之子”组织的“北京市首届打工子弟作文竞赛”活动，任评委会主席，并具体参与全过程：出题，改卷，写评语，评奖，与教师座谈，出席新闻发布会，颁奖会，作《请倾听打工子弟学校孩子的心声》的总结报告。由此建立了与打工子弟和老师的联系，多次参加北师大农民之子和由部分北师大毕业生创办的“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组织的有关打工子弟教师的评奖、培养活动，先后写了五篇文章，因此与其中的骨干，如赵玲、林炉生等结识，和他们的合作，一直延续到2013年。
2004年，经一个学生介绍，认识了正在为创建北京高校志愿者组织“西部阳光行动”而四处求援的尚立富，我为他的顽强与坚韧而感动，决定倾力相助。除资助在甘肃等地建立六个乡村图书馆，还出席他们的暑期下乡实践的总结会与研讨会，应邀作了《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的长篇报告，梳理了从“五四”开始的，前后五次，持续了一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民间去”的运动历史，指出：21世纪开始的志愿者运动，“正是这样的历史运动中的一个环节，一个新的篇章”。我对西部阳光行动的学生们说，作为“第六代人”，“你们是沿着前辈所开辟的道路在往前走，你们正在继续书写与创造新的历史”。以后我又以同题在北京多所高校演讲，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志愿者反映，他们从中获得了一种历史感，更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也因此找到了自己参与志愿者运动的方式和作用：主要是为青年志愿者提供历史的，思想、理论的资源，并尽力对他们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的总结，使其更具有自觉性。我也因此开始了相关历史研究与思想、理论思考，找到了一条学术研究、讲学与社会运动相结合的道路。2007年，我又将这篇论文在台湾“城乡流动”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与台湾从事乡村运动的朋友交流；2013年德国的“歌德学院”网站翻译、发表了这篇文章的摘要，也引起了关注。
以后，我一直与西部阳光行动的朋友保持了密切联系，又结识了杨东平、梁晓燕等老师，有了更频繁的合作。如为编写的《西部家园》作序（2005年）；参加在兰州举办的“西部农村教育论坛”，发表《我的农村教育的理念与理想》长篇讲话（2005年）；出席“西部地区农村学校校长论坛”并讲话（2006年）；参加“公益2007：志愿者论坛”，作主旨发言：《我们是谁》和总结报告：《社会工作专业携手志愿组织》，第一次提出了“志愿者文化”的概念。
在参与大学生志愿者活动中，我有幸认识了后来被公认为“中国大学生志愿者运动的精神之父”的刘老石先生，他正在负责中国人民大学梁漱溟乡建中心的乡村建设人才的培训工作，他也是天津某大学的老师，当时参与志愿者运动的大学教师、学者并不多，我们都有一见如故之感，于是就有了亲密的合作。我也成为他们培训班的指导老师，参加了首批学员论文答辩（2006年），以后几乎每一期培训班我都应邀讲课，后来他们办全国志愿者的培训、颁奖，我也一声招呼就欣然前往。这和我同时期尽量避免参加学术会议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我在刘老石和他的志愿者伙伴那里，时时感受着一种大关怀，大视野，大境界和生命活力，这是日趋年迈的我所渴望的；我因此总是说，在与志愿者的交往中，我的给予少，而收获多多。我也确实因为参加梁漱溟乡建中心的工作，思考了许多问题，写下了《新一代乡村建设人才的培养问题》等专论。2011年刘老石因车祸骤然离世，我的震惊与悲痛是难言的，但也勉力写了《刘老石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的长文，也借此对刘老石为代表的新时代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创造与贡献，作了初步的总结。
因为刘老石，我还结识了梁漱溟乡建中心的领军人温铁军和几位骨干，如邱建生、潘家恩等年轻朋友。2006年我应潘家恩之约，去河北定县晏阳初乡建培训中心讲课，并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座谈到深夜。后来潘家恩告诉我，我在讲课中提出的“沉潜十年”的号召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成了许多人的座右铭。而我却因为来到当年晏阳初开创乡村建设运动的实验基地，思前想后，彻夜难眠。邱建生一直在推动社区教育，也即当代平民教育，我曾应聘为社区大学的顾问，但没有作实际工作。到了2013年才找到机会，有了一次具体合作：编写《平民教育人文读本》，共分两卷：经典卷与当代卷。参与编写的有北京大学中文系邵燕君副教授和她的学生：这也是促进大学与社会运动的合作吧。
2005——2007年间，我又有新的合作伙伴：北京天下溪研究所。2005年我应邀参加了他们举办的“乡土教材编写与使用”研讨会；2006年、2007年又两次参加他们组织的《湘西乡土教材》编写讨论会。在和研究所与编写组的郝冰、王小平、王丽等老师研究、讨论过程中，第一次对“乡土教材”中的理论问题：“民族、地方性知识，乡土知识”有了集中的思考，写了《关于乡土教材编写的断想》的长文：这是我的农村教育思想的一次深化。
从2006年开始，我与以推动青少年中国古代经典阅读为宗旨的“一耽学堂”有了接触，曾作过《我们为何读书，如何读书》的报告（2006年）。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一耽学堂特邀我座谈，于是就有了《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思考》，此文在报刊上发表以后，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因为青年志愿者在汶川地震中的突出表现，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后来就有“2008年是中国志愿者登上中国与世界历史舞台的一年”之说。我也因此对志愿者运动及其理念，也即“志愿者文化”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的思考与总结，除《汶川大地震中的思考》之外，还写了《一百块钱，有多轻，又有多重——雪灾救助活动的启示》、《志愿者运动的全球视野——奥运会后的思考》、《和志愿者谈生活重建》。以后就成了我在志愿者中的讲学的主要内容。
我在及时总结现实的志愿者运动的经验，尽可能作一些理论的提升的同时，还在努力地为中国的志愿者运动寻求更广泛、开阔的理论资源。因此，在2008年，我集中精力阅读、研究了捷克作家哈维尔的文集，从所提出的“存在革命”的命题，受到极大启发，并写出了《为生命给出一个意义》的学习札记。本来准备在志愿者中间，作一次演讲。但由于所提出的问题比较重大，我有意让它冷一冷，没有讲，也没有公开发表。只是在私下和一些志愿者朋友简单聊过，却被有心人所关注。其中一位江苏“春晖行动”志愿组织的王文，大概在2010年左右和我结识，受到启发，就把他主办的刊物命名为《存在》。这使我大受鼓舞，于是，就在2012年正式提出了“静悄悄的存在变革”的命题，先在中小学教育界提倡，又在志愿者中间一再呼吁。在编选我2012年的思想随笔时，干脆以此命名；并在《后记》里，点明“这是对自己一直坚持的教育、学术、民间运动的一个认识上的提升，目的是在倡导一种人人都可以参与的变革方式”。大概也是在2012年，我认识了香港热心公益活动的沈世德先生，他正在大陆推动“为了中国教育”的志愿者运动，连续两年请我在他们的培训班讲课；于是，我就在2013年的讲课里，作了一个题为《为生命给出意义——谈静悄悄的存在变革》的长篇报告，对我的“静悄悄的存在变革”的理念作了全面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的“志愿者文化”思想的一个总结。
这样的总结，或许也意味着一种结束。其实在十多年的参与中，我一直在追问：这样的参与，究竟有多大意义？我很清楚，志愿者运动本身的作用就十分有限，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它很难对中国的社会实际生活产生多大影响，尽管在这方面它具有巨大的潜力；中国的民间乡村建设运动更是举步维艰。因此，几乎从一开始，我都更看重它对参与者——中国年轻一代自身生命成长的意义。我之所以参与其间，其实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信念，是出于精神的需要；而我的这种参与方式——无非是写点文章，讲讲课，它的实际作用就更加有限。我经常说，关心和参与志愿者运动，对我自身的意义是远高于其实际作用的。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精力越来越不济，时有力不从心之感，我所能做的事也越来越少，应该告一段落了。于是，就把2013年定为“收官之年”。
但仍然要作最后的努力。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编《平民教育人文读本》，对自己的“静悄悄的存在变革”的理念作总结性阐述以外，我以主要的精力作了“志愿者文化丛书”的编写工作。这是对2004年所作的《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历史回顾》的继续和深入，主要是对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卢作孚的历史经验的一个全面总结，编选他们的语录，并写长篇导读。这首先是中国志愿者运动、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寻求本土资源的需要，是创建中国自己的志愿者文化的最基本的理论建设，大概也是我能为志愿者运动所作的最后贡献。同时也还有个人的动因。——先父天鹤先生其时曾任国民政府农业部门领导人，与梁漱溟、卢作孚等多有来往，他自己则属于“农业派”，主张通过农业技术的改良、推广来改变中国农村面貌，和“乡村建设派”是相互配合的。因此，今天我来总结当年的历史经验，就另有一种将父辈事业发扬光大的意思和意义。
在2013年重提志愿者文化，是包含着我的一个隐忧的。早在2007年，在《我的两个提醒》的讲话里，我就对年轻的志愿者提出一个警戒：在走出了最初的草创时期，志愿者运动得到社会与学校的认可以后，就会出现被控制、利用，自身时尚化，以及内部发生分化的危险，极有可能模糊、稀薄了自己最初的信念、理想。晏阳初在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成为“时髦”以后，也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一般人似乎不无‘抱着人云亦云本，人做亦做’的心理来参加。至于怎样做法？什么人做？做些什么？——从这些方面去研究的人亦实在太少了”，“我恐怕农村建设和民众教育再过几年以后，也要变成无声无息了！”面对失去本色、变质的危机，最重要的是，要回到原点：“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要达到什么目标？”这就是确立与强调志愿者文化的基本信念、价值观，在今天的迫切性及特殊意义所在。
在回顾历史与进行基本理论建设的同时，我依然在关注志愿者运动的最新发展与动向。这要感谢第一线的年轻朋友不断给我提供新的信息：最近几年，一些青年志愿者在继续为社会服务的同时，更在努力寻找与创造自己的“新生活”：他们或实施“爱家乡计划”，或进行“简朴生活”实践，追求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更加和谐的关系；或回到农村寻求发展，或在城市寻找地方、民间文化之根，寻找城市与农村结合、互动的新方式：这都是发生中国社会底层的积极变化，同时让我想起了“五四”前后的“新村运动”。这样的历史的延续与生活的新变化，都让我深受感动。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收入本书的《我们需要这样的反思和实验》、《寻找城市之根，重建城市与乡村、自然的联结》二文，并在此启发下，又作了一次题为《年轻的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的演讲，向二、三十岁的青年，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你们到我这个年龄（七十四岁）的未来四十、五十年间，你们将面临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问题，如何去面对？——我只能想到、提出这样的问题，却无能实际解决这些问题：这真是我和年轻一代交流的极限了；讲完这一切，就尽到了我的历史责任了。
回顾这十数年的生命历程，我的心里只存感恩之心。仿佛是命运特意眷顾我，让我晚年接触到这么多的“好人”，无论是前文中点到名字的朋友，还是更多的叫不出名字，甚至没有见过面的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他们都给了我无尽的生命力量：我这个“老宅男”正是通过他们和现实世界、底层社会保持了或一程度的精神联系；也正是他们不断吹送来的新鲜的生活气息，刺激我不停地思考，保持了思想的活力。很多朋友都为我的精神与身体的健康感到诧异，这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在结束这篇《后记》时，我又想起了八十八年前（1926年）鲁迅在《写在<坟>后面》里的一段话：“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我的时代真的已经结束了。但我仍然有事可做，要做，就是通过最后的写作完成、完善自己，并向年轻一代送去我的祝福。
2014年2月12——14日